邓植仪（1888—1957），字槐庭，男，中国土壤学家和教育家，中国土壤科学奠基人之一。1888年6月11日（农历五月初二）出生于广东省顺德县大良镇。1909—1914年赴美留学，获威斯康星大学农科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中央农事试验场技师，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中山大学教务长和农林部技术总监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农业部顾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邓植仪青少年时期，我国正处于历史更替，社会变革的大动荡时代，民族灾难深重。他目睹广大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自耕不能自食，自织不能自衣，缺乏科学文化知识，贫穷饥饿，苦不堪言。对此他感到万分忧虑，从而萌生了“教育救国”、“振兴农业”的思想，坚定地选择了爱农、学农、振兴中华农业的道路，毕生从事高等农业教育和土壤科学研究工作。

开展农业调查和土壤研究

邓植仪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农业之盛衰，关系于国计民生至重且大。”而土壤问题乃农业生产的根本问题，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重视发展土壤科学。他认为农业的改进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以改变过去“缺乏详细之调查，无精确之统计，茫然无可考，无可凭借的状况”，应“以调查所得资料，作为改良农业之根据”。因此，他数十年如一日，把汗水洒在祖国大地上，不间断地从事土壤调查和土壤科学研究工作。

邓植仪为广东土壤调查所创建人之一。1920年，他出任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伊始，立即在试验场增设调查科，积极组织领导广东分县农业概况的调查， 派出科技人员分赴各地对各县地理位置、地势、气候、耕作状况、农民经济状况、作物、果树、畜牧、森林、荒山、荒地、特产、输出品以及农村教育状况等进行逐项调查并提出改进意见，历时12年，1932年完成了广东全省94个县的调查任务。先后编撰出版了《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1925年）、《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上卷》（1929年）和《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下卷》（1933年）。1921年，他开始组织科技人员对广东蚕丝、蔗糖主产区进行专题调查，编撰刊行了《广东蚕丝调查报告书》和《番禺增城东莞中山糖业调查报告书》，他分析了广东蔗糖业的盛衰史，呼吁当局立即切实改良甘蔗种植方法、蔗糖榨制法，充分发挥广东“土地之腴，气候之适，消费之多，人工之贱”的优势，以振兴广东蔗糖业。1932—1938年领导完成广东28县的土壤调查。1934年完成广东省重要土壤系统性质及其分布的概略调查，编撰《广东土壤提要初集》。1932年他派科研人员赴广东各肥料入口港埠，调查其营业状况， 赴使用化肥最广的地区，调查其施用法。1933年编撰出版了《广东化学肥料营业、施用概况调查报告书》，为研究改良施用化学肥料的方法提供了依据，又提醒人们必须重视振兴土肥。1934年对长江、黄河流域各省土壤和农业状况进行实地考察，撰写《发展我国西北农业之管见》，提出了充分体现以科技振兴农业和综合治理观点的七项颇具远见的建议。1935年他乘赴英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和世界教育大会之便，带着多年感受到的农业和农业教育问题，考察了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瑞士、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国和南洋各地的农业教育与农业概况，以寻求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之良方，对各国的农业设施、政策、科学试验、经营管理、农产品贸易、土壤、肥料等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回国后，他发表了《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暨沿途考察农业与农业教育概况报告书》，详尽地记述了考察情况及改进我国农业和农业教育的意见，呼吁当局要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教育，复兴农村。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邓植仪从未中断过土壤调查工作，1939年春，中山大学刚迁到云南澄江，邓植仪就与丁颖、侯过教授乘坐西南运输货车沿滇缅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间农林及土壤概况，全程400多千米，多属崇山峻岭，沿途采集了不少土壤标本，考察后，他亲自撰写了《沿滇缅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间农林及土壤概况报告》。土壤调查所则就地组织进行了澄江县土壤详细调查，编辑出版了《澄江县土壤调查报告书》。从1930年至1949年，邓植仪坚持了20年，通过调查发现，广东农业土壤普遍呈酸性，而且沿海一带还有咸性水田（俗称沙田）。这些调查研究的成果，为研究广东土壤改良和合理施肥奠定了基础。

1950年4月，农业部在北京召开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土壤肥料会议，年过花甲的邓植仪应邀从香港到北京出席了大会并为大会撰写了《广东三角洲土地的利用和沙田部分的生产改进意见》一文，提出了机耕、设置排水装备、改良稻种和改个体经营为合作经营等改进意见。

大会后，邓植仪先后受聘为农业部顾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他满怀激情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多次深入基层开展工作。在华北农科所工作期间，与中青年科研人员一起，翻山越岭，全力协助新建的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土壤调查、勘测及科学鉴定，了解其土壤的类型和特征，以制订相应的生产计划。他积极响应人民政府提倡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号召，整理古农书中有关土壤学的文献资料，探讨前人对土壤分类与土地利用方面所作的研究，撰写了《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五朝代）农业生产的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的探讨》一文。

开创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

邓植仪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和领导才华的农业教育家。他的办学指导思想非常明确，一向认为，农业院校和农业科研机构的设置，是为了“挽救我国农业之衰颓而发展之”，建设一所高水平的农科大学，就是要使它真正负起解决农业生产重大问题之责。在办学过程中，他一直重视教学、科研、推广（生产）相结合，坚持农业教育为农业建设服务。

（一）艰苦创业、勇于开拓。1917—1949年，他经历了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三个发展阶段，历时共33年，邓植仪曾先后多次出任校长、院长达21年，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长达11年。他为广东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创、巩固， 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多层次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创建于1917年，邓植仪从1920年开始主持该校工作。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学校不仅缺乏开办费、经费，还曾因生源缺乏、校舍被军队征用、实验场地被变卖，在临时棚厂内办学两年多。邓植仪带领全校师生克服重重困难，采取了向社会募捐增建校舍、改进招生办法增加考生来源、增聘知名教授壮大师资队伍、改革教学体制等措施，使农专转危为安。1922年，为了推动农专向高层次发展，农专师生发动了改大运动，经过一年的争取，广东省教育厅终于同意农专筹备改办大学，并任命邓植仪为广东农科大学筹备会会长。1924 年孙中山创办了广东大学，将筹建改大中的农专改组为广东大学农科学院，邓植仪受聘为首任院长。1932—1940年，邓植仪担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期间，在任的前6年是农学院蓬勃发展的时期。1935年，中山大学建立了研究院，下设有土壤学部和农林植物学部，邓植仪兼任土壤学部主任，开始招收土壤学科的硕士研究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国内唯一的培养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机构，为我国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土壤学专家。

1938年10月抗战期间，广州告急，中山大学奉命西迁。当时校长邹鲁远在重庆，乃由邓植仪带领全校7个学院，2000 余名师生，辗转搬迁，初迁罗定，旋又改迁龙州，最后定址云南澄江县。西迁途中他风尘仆仆，备尝艰辛，定址澄江后又四处奔忙，积极筹划，于1939年3月1日正式复课。在澄江期间，邓植仪除了主持全校教务工作外，作为农学院院长，他亲自和丁颖、侯过教授到昆明大普吉农事试验场洽商学生实习问题，并与澄江县合作建设试验场，保证了一年级新生到农场见习和四年级学生毕业论文得以按教学计划进行。在他亲自带动下，全院的科研、推广工作也能结合当地农业生产逐步开展。

1940年秋，邓植仪奉调农林部任技术总监。中山大学从云南迁回粤北，农学院则迁到湖南宜章栗源堡。1942年6月，邓植仪从农林部返回中山大学任教务长，1943年8月，重新担任农学院院长，1944年底，日本侵略军进犯粤北，1945年1 月16日，栗源堡沦陷，邓植仪率领农学院和其他学院部分师生，历尽艰险，从栗源堡突围到达连县，成立了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当时中山大学校本部迁往梅县），邓植仪兼任主任。他临危受命，竭尽全力，坚持办学，使学生不致中断学业，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才带领师生迁回广州石牌。此后直至1949年，邓植仪一直担任教务长兼农学院院长，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教学、科研秩序而辛勤工作。

（二）农业教育服务于农业建设。在数十年的办学实践中，邓植仪坚持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办学宗旨，一直强调农业教育应与农业建设密切结合，应面向农村，面向农民，为农业生产服务。他发表的教育方面的讲演和论著不少，如《论吾粤实业与实业教育》《论农学院之过去与将来》《三十年来之广东农业》《改进我国农业教育刍议》和《农业改进与乡村教育》等，均体现了他的农业教育思想。

1.重视农民教育。他认为农民是整个农业的主体，居于直接生产地位，能否接受农业科学知识的教育对农业生产至为重要。早在1921年，他就曾在广东第五次教育大会上严肃批评当局不重视农民教育，他倡议设立乡农学校，以图补救，并就其办学方针提出具体建议。1938年，他又指出，为改变“业农者不可得学”的状况，既要积极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又要改革农业教育制度，大力开展形式灵活多样的辅助农民教育，以利于农民教育之推行。

2.倡导“教建合一”，建立适合国情的农业教育体系。邓植仪认为农业教育要以整个农业为对象，应依据整个农业政策而规划。为此，他建议由农业部、教育部与实业部共同组织一个委员会，主持整个农业教育，以消除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之隔阂，使其相辅并进。以高等农业学府为中枢，适当调并一些高等农业院校以充实师资和合理使用有限的经费。

3.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邓植仪一向认为农业教育应注重结合国情，教学必须联系实际，反映中国特色。他批评脱离中国农业生产实际的“讲堂式之教材”和“黑板上之教育”，他与彭家元一起编写的《土壤学》教材，利用广东土壤调查中掌握的材料，查阅我国古农书中有关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等史料，紧密联系我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三）教学、科研、推广相结合。邓植仪从教数十年，继承发展了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借鉴了国外先进办学经验，不断探索办中国式农业教育的道路，为我国农业教育积累了丰富、可贵的经验，有些对当前深化农业教育改革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重视建立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学校管理体制，积极推动系、科与研究推广机构同步发展，从组织管理上促进了学校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他认为地方农业问题至为复杂，如不组织老师分头开展研究，是不易奏效的；而向农民传播农业科技知识，及时把科研成果推广于农村，则是振兴农业至关重要的一环。因而在他担任广东农专校长时，就设立了推广部，建立了一整套农事咨询，编印并赠阅《农业浅说》，与农民合作试验推广优良品种和新技术的措施，并派教师下乡为农民举办农业技术夜校、讲习班等。这些推广工作，即使在抗战期间也没有中断。这不仅使农民得到实惠，同时也培养了教师深入农村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作风。

2．着力建设一支有学科带头人的高素质、稳定的师资队伍。新中国成立前的许多大学，由于种种原因，人事变动频繁，教师队伍极不稳定，邓植仪深知这对办学非常不利。当时农学院师资来源是多渠道的，但由于他知人善任，真诚待人，扶掖新秀，善于团结教师，因而能使一批学术造诣专深、有振兴中华农业抱负的知名教授如丁颖、陈焕镛、张巨伯、侯过、温文光、利寅、杨邦杰、蒋英、王仲彦等，长期稳定地在农学院执教。这就使农学院成为当时中山大学7个学院中教师队伍最稳定的一个学院。

3.寓学农、爱农、务农教育于实践教学环节之中。邓植仪常教育学生农业科学是应用科学，农业工作又较艰苦，农科学生求学意志不可不坚，学成之后从事农业工作，尤需刻苦勤劳。为此，他对学生的专业劳动和专业技能的锻炼要求非常严格，新生入学伊始，就先从事一段时间的农场工作，其后通过组织学生到校内外农林场进行暑假实习和科学试验，正确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其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和坚定热爱农业、献身农业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