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颖（1888—1964），字竹铭，别名君颖，是我国现代稻作科学的奠基人，高等农业教育先驱，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回国后曾任广东大学农科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系主任、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他不仅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而且蜚声国外，曾被授予德国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和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他抱着振兴祖国农业的坚定信念，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长达40年，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开拓、发展我国农业科教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爱农学农矢志农业

1888年11月25日（清光绪十四年十月廿二日），丁颖出生于广东省高州县谢鸡乡硕塘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饱受乡村封建恶势力的压迫，故自幼就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时我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农村经济濒临破产，民不聊生，他对此感到万分忧虑。进入中学后，他接受了孙中山先生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关心时政，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活动。中学毕业，他决意报考农科，立志为振兴祖国农业解决民食而奋斗。

1910年，丁颖考进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1912年，又考上公费留学日本学农。在日本，他忍受着社会轻农观念和家境清贫的困扰，虽数度辍学，仍3次东渡扶桑学习农业科学，直至1924年36岁时才完成学业回国。他是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第一个攻读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学期间，他不仅牢固掌握了丰富的现代农业科学理论，而且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尊心，并形成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回国后，他毅然担负起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拓荒者的重任，并为之艰苦奋斗终生。

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丁颖从事稻作科学研究40年，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包括形态、解剖、生理、生态、遗传、育种和栽培技术等方面。他深入研究水稻生态，并以之为核心，结合生产实际，联系稻种起源、分类、区划和遗传育种等基础学科，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国内外许多农学家对丁颖的学术造诣和成就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稻作学界就有“南丁（颖）北赵（连芳）”的美誉，1989年日本渡部武主编的《中国的稻作起源》一书尊称丁颖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一）水稻品种选育硕果累累。要提高我国粮食产量，结束吃洋米的历史，丁颖认为，必先要解决水利、肥料、品种和栽培技术等一系列问题。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重视农业生产，忽视水利建设，农民又无钱购买肥料，这一现实使丁颖意识到，培育良种才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增产办法，所以他把大部分的力量都投放在培育良种工作上。1927年便走出校门，在茂名县公馆圩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试验基地——中山大学南路稻作育种场。其后，又陆续建立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沙田、东江、韩江 3 个试验分场。

在品种选育工作中，他鉴于有机体与环境条件是一个统一体，认为不能离开栽培条件来研究品种问题，也不能离开品种来研究栽培问题，任何新品种的选育，都要认真考虑具体地区和不同栽培条件下的要求，才能取得良好效果。他指出，水稻增产归根结蒂是改良品种，欲求增产，对原有适于当地环境条件的农家良种的提纯复壮和利用是非常重要和有效的。

根据这一正确认识，丁颖充分利用各稻作试验场，征集当地品种，积极开展水稻纯系育种工作，从优良农家品种中选出优良品种系统。经过多年努力，先后育成优良品种有“竹占 1 号”“东莞白18号”“白谷糯16号”“黑督4号”“齐眉6号”等共84个良种。

丁颖对杂交育种很重视，为了找出一些更能抵抗恶劣环境条件的新品种，他进行了一系列利用野生稻资源与栽培稻进行杂交和品种间杂交育种试验，从野生稻的自然杂交后代中选育出著名新品种“中山1号”。用系统育成品种与印度野生稻杂交育成的优良品种有：“东印1号”“银印20号”“竹印14号”等。他是我国第一个用栽培稻与野生稻杂交育成新品种的稻作学家，开创了利用我国丰富的稻作遗传资源的新途径。在杂交育种工作中，丁颖还把很多力量放在早熟、矮秆和比较大穗的品种杂交育种上，“逻黑7号”“竹印2号”“金竹17号”等著名品种，就是由这些系统选育出来的。他用杂交育种法育成的新品种共有26个。

丁颖为探求水稻品种产量潜力，曾进行过大穗种的育种工作。1936年，他用华南水稻栽培品种“早银占”和印度野生稻进行人工杂交，在其后代选出每穗几百粒以至千多粒的系统，俗称“千粒穗”。这一成果对发掘水稻高产潜力的研究很有启迪意义，引起了国内外稻作科学界的极大注意，但丁颖很快就把“千粒穗”这项研究工作搁置下来，因为他认为“千粒穗”种性不易稳定，加上当时农民耕种水平落后，难以解决在生产中需要具备的条件，故在生产上价值是不大的。这充分体现了丁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关心农民切身利益，不图虚名的崇高品德。

丁颖对水稻育种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先后发表了《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稻育成之新种》（1933年）、《水稻纯系育种之理论与实施》（1936年）和《水稻纯系育种法的研讨》（1944年）等专论。他在水稻选育工作中创立的水稻品性多型性理论、区制纯系育种法等，为水稻品种选育、良种繁育、品种提纯复壮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论证了我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这是丁颖经过数十年深入研究取得的又一辉煌成果，他于1957年发表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在他去世14年后，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广州发现野生稻后，就开始对我国栽培稻种起源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他对国外某些研究资料随意肯定中国栽培稻种来源于印度，或指称在中国栽培了数千年的粳稻为日本型等，提出了严肃批评，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科学理论的实事求是问题，而且与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过程的研究有重大关系。

我国稻作具有悠久的历史，但过去对它的发祥地，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形成过程如何，却茫然无所知。为解开这一谜底，丁颖经过30余年潜心研究，从历史学、语言学、古物学、人种学及植物学暨地理分布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他在我国华南热带地区发现有多年生野生稻、疣粒野生稻和药用野生稻等，他根据对这些野生稻的地下茎、植物形态和染色体数等多方面的研究结果，认定多年生野生稻是亚洲栽培稻种的祖先；他还根据这些野生稻广泛分布在华南地区，而未见于北方，因而肯定了我国栽培稻种起源于南方。日本的稻种是我国传去的。这一论断澄清了中国稻种来源于印度和我国粳稻是日本型等谬误。

丁颖还根据我国稻种栽培历史过程和分布情况，并以生态学、生理学、形态学的观点，系统地研究了栽培稻种的演变形成和各种类型的亲缘关系。他的这些研究结果，使人们对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形成过程有较系统的认识，为稻作分类、品种选育和我国稻作区域划分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深入开展水稻品种的生态特性研究。早年，丁颖在广东曾进行过多年的水稻周期播种试验，阐明了不同品种在正常和异常气候条件下生长发育与光、温条件新的关系，为广东地区掌握适宜播植期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他晚年，此项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从技术性研究到规律性研究，从专题研究发展到综合研究，首创把自然生态试验与人工控制试验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由他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条件反应特性的研究”是一项我国少见的科研大协作。他组织了国内12个科研单位协同在8个省区设8个试验和2个附点，观察研究了我国各稻区不同纬度、海拔、季节分布的有代表性的157个地方品种的生长发育特性变化与光温条件的关系，“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条件反应特性的研究”的研究成果编撰成《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于1978年5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为地区间引种、选育种、栽培生态学等方面奠定了科学基础。这项成果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丁颖在40年的稻作研究中，除在上述3个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外，在栽培稻种的分类、我国稻作区域划分、水稻栽培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都是具有独创性的。他还积累了大量稻作试验基础资料，如他征集的国内外水稻品种就有7000多个，还有大量的野生稻。他的科学论著丰硕，除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196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外，还先后发表科学论文140 多篇，其中一部分已编入《丁颖稻作论文选项集》（华南农学院编辑，1983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丁颖开创性的稻作研究和丰硕成果，对水稻生产和稻作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愧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高等农业教育先驱

丁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民教育家，为振兴中华农业兴办教育是他的办学指导思想，为农业生产服务是他的办学方向。他从我国实际出发，不断探索中国式办学道路，为促使学校朝教育中心、研究中心方向发展，为创建社会主义农业大学，培养大批高素质农业专门人才，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推动了高等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为振兴中华农业兴办教育。这是丁颖毕生执著的追求。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丁颖在一次题为《农业教育与农政》的讲演中，精辟地阐述了他对举办农业教育的几个基本观点： 一是为了振兴农业，复兴农村，安定农民生活；二是为了解决农业技术推广问题；三是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他针对当时农业教育存在的弊端，提出农事职业教育应“教养农民子弟，以其工值当学费，以其工值供食用，教了他们，他们马上有所应用”，面向农村，招收农村青年，实行勤工俭学，毕业后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办学方针。

过去不少青年受轻农思想影响，不愿报考农科，农科毕业后又害怕农业工作艰苦不愿到农村，并常有“跳槽”现象。丁颖对此甚为不安。他常勉励农学院毕业生，要以“热烈的心情，坚决的意志，而摆脱一切，奔赴农村。”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农科专业人才更好面向农村，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建设，他十分重视对师生进行学农、爱农、献身农业的思想教育，反复强调农业教育必须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学校的任务就是要为国家培养大批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保卫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接见华南农学院毕业班学生时，曾语重心长地勉励同学们“以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来承担社会主义农业改造和建设的任务。”“一定要热爱农业，热爱农民，热爱农村，热爱农业生产，牺牲目前的个人利益，献身于长远的农民群众的利益，以求达到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目的。”并强调指出“这是我们农学家的起码条件”，对在农业战线工作的毕业生，丁颖也是关怀备至，下乡考察指导生产时，总忘不了要探望鼓励他们，当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学生干劲十足，为农业建设作出贡献时，感到无限欣慰。

丁颖于1924年从日本回国后，从未离开过农学院。在抗战极为艰苦的1940年，中山大学决定从云南澄江迁回粤北时，他临危受命，出任院长，带领全院师生，千里迢迢，历尽艰辛迁到湖南宜章县一个偏僻小山村粟源堡。他坚毅沉着地克服诸多困难，支撑着农学院，多方设法延聘一批知名教授来院任教，加强了师资队伍，又先后创建了北江稻作试验分场和农林部西南作物品种繁殖场，改善了办学条件。许多有志献身祖国农业的青年，慕丁颖之名，纷纷前来深造，使农学院在困境中得到复苏、发展。

1949年，他以热切盼望黎明的心情，不顾个人安危，同情、声援中山大学师生反抗国民党迫害的正义行动，积极参加教授求生存和护校斗争。他曾代表中山大学教授会向国民党教育部请愿，要求改善教工待遇；1949年“7.23事件”后，他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师生的活动；广州临近解放，他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企图把中山大学迁往海南岛的阴谋。丁颖第二次出任院长，是在广州解放初期。面对已经元气大伤的农学院，他义不容辞，接受党和政府的重托，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团结全院师生，出色地完成了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艰巨任务，使农学院在1952年有条不紊地进行了院系调整，建立了华南农学院，他是首任院长。在职 12年，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进行教育改革、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学校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做了大量工作，使华南农学院进入了全国知名大学行列，为广东高等农业教育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数十年的教育实践和新旧中国的对比，丁颖深刻地认识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脱离政治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是“此路不通”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业教育才能得到迅速发展，振兴中华农业才能得到实现。

（二）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教育道路。丁颖在漫长的办学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据我国国情，以开拓精神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办学道路。早年，他对当时打上了帝国主义“洋化教育”和封建主义“传统教育”烙印的高等教育深为不满，他一贯反对盲目地原封不动地照搬外国的东西，严肃批判“全盘西化”的教育方法，认为是“仆从式、殖民地式”的做法。新中国成立后，在一边倒学习苏联的情况下，他一方面热情赞扬和支持师生学习苏联教学经验进行教学改革的积极性，肯定了诸如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加强思想教育与教学实践环节等方面的改革，但同时也提出不能脱离我国实际，全盘照搬苏联高校那一套，否则就会陷入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之中。这充分体现了一位人民教育家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

1.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20世纪20年代初，国内缺乏现成的农业试验研究资料，丁颖又不甘于抄袭外国的材料，他认为，我国是农业古国，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和蕴藏着许多科学道理，且我国农业环境条件复杂，作物品种类型繁多，生产现场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宝库。他翻阅了大量古农书并虚心请教农民，以搜集资料，吸取经验。但经验不等于科学理论，不能完全满足编写教材的需要和达到科学应用于生产的目的。于是，他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稻作试验研究工作，以其研究成果充实教材。1961年，由他主编的《中国水稻栽培学》，就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水稻专著。

2.力促学校朝教育中心、科研中心方向发展。丁颖任教伊始，就十分重视教学、科研、生产（推广）三者的结合，重视系、科与科研试验机构的同步发展，以推动学校朝两个中心方向前进。从 1927年春开始，他就以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精神，深入农村，陆续创建了6个稻作试验场。这些试验场的建立和工作的迅速开展，既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又密切配合了教学，培育了科教队伍，直接推动了水稻科学的发展和学术水平、教学质量的提高，使农学院稻作学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实践证明，这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成功的办学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丁颖这一成功经验还对开创广东省农业科研事业新局面，推动农业院校与农业科研机构同步发展，促进“三农”（农业厅、农科院、农学院）协作发挥过重要作用。1952年底，华南农学院刚建立，就提出与农业厅共同筹建华南农科所的建议，该所成立后丁颖兼任首任所长，农学院副院长李沛文兼任副所长，多数系主任兼任该所系主任。这就密切了院、所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1963年，经丁颖建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华南农学院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联合组建水稻生态研究室，依托于华南农学院，开展全国性水稻生态研究，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农学院朝两个中心方向发展。

经过丁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至院系调整前，中山大学农学院已成为有8个学系和试验研究机构较齐全的农学院；华南农学院成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国内少数设有农、林、牧、蚕桑、农机等多专业和多学科研究机构的农科大学。

3.树立良好学风。丁颖认为良好学风是衡量办学是否成功的标志，对农业院校尤为重要。数十年来他始终以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严格的教学风格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影响教育后辈。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严格教学风格还体现为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关切。

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丁颖是身体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就提出“农学是应用的科学，要把所学应用到某方面去，我们的学、我们的研究自不能离开某方面而独立存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观点被深化了，他在《农业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一文中，明确指出“农业科学理论联系生产实际的问题也是理论与技术统一、当前与长远统一的问题。” 为此，他要求大家“不应该离开生产实际问题来进行理论研究，也不可能离开理论要求系统地、完整地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40年来他一直围绕生产问题，深入田间，亲力亲为，开展科学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培育了一百多个优良水稻品种，创立了系统的稻作学理论。在他的晚年，虽年逾古稀，又身患绝症，仍坚持到稻区考察和指导生产。他总是用实际行动来引导后辈养成深入实际，亲力亲为的良好学风。

4.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丁颖深知建设一支热爱祖国农业、有学科带头人的高素质的稳定的师资队伍，是办好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教育的关键。对此，他一方面聘请一批有振兴中华农业抱负、学术造诣专深的知名教授来院任教，一方面想方设法培养青年教师。早在1935年，他就注意推荐一些品学兼优、对农业科学确能专心研究的青年教师出国深造。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社会主义时期教育工作者的作用和任务》与《如何领导青年教师向科学进军》等文中，强调对老师培养既要注意思想领导和思想品格的培养，又要注意包括学术思想、科学理论、研究方法和工作技能的专业培养。他一再要求党组织给教师以有计划的共产主义教育；又要求老师要自觉地在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中努力提高自己。在他的领导和带动下，农学院逐渐形成了一支有良好学风、敬业乐业的师资队伍。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这是丁颖的一句名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他逝世后，党和政府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经周恩来总理审定的首都各界公祭丁颖同志大会的悼词表彰他是“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在工作中“充分表现出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家的高尚品德，为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丁颖一生廉洁奉公，刚正不阿，在旧中国他不止一次拒绝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以布衣淡食为荣。新中国成立后，他便热切盼望参加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的教育，1956年，在华南农学院老一辈教育家、科学家中，他第一个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对党和人民的重托总是认真负责，不辞劳苦，以拼搏精神去完成。他晚年虽身患绝症，仍念念不忘工作，抱病到北方稻区进行认真的现场考察，临终前20天还到山东指导水稻生产，至病倒在临沂后，被护送回京医治无效于 1964年10月14日辞世，享年76岁。丁颖高尚的科学家道德情操，人所共仰。他一生乐于和善于与人合作，以诚相待，不抱门户之见，虚心学习不同学术观点。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向农民和书本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对知识的追求永不停步、永不满足，虽年过古稀仍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

他又是一个真诚的劳动者。他身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华南农学院院长，仍保持普通劳动者本色，敦厚纯朴，与农民为友，关心下属，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诚挚，平等待人，从不摆领导和专家架子。在学校，不论教师还是工友学生，与他交往都感到无比亲切。正如他的得意门生著名水稻专家吴灼年教授所说：“在丁颖教授身上汇集了我国许多科技界的优良学风和传统的民族美德。这是祖国的宝贵精神财富，很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华南农业大学广大师生员工，为缅怀丁颖教授对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的杰出贡献，设立了“丁颖科学基金”和“丁颖教授纪念室”，建立了丁颖铜像，先后编辑出版了《丁颖稻作论文选集》（1983年）和《丁颖邓植仪农业教育论文选集》（1992年）。1989年广东科学技术协会设立了“丁颖科技奖”，这是广东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第一个科技奖，1990年国家邮电总局还发行了一枚农业科学家丁颖纪念邮票。2007年学校设立了培育优质人才的“丁颖实验班”，设立了“丁颖讲座教授”，这都是为了继承他未竟事业，弘扬他的光辉业绩和无私的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