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沛文（1906～1985），字质生，男，生于1906年10月18日，广西苍梧县人。华南农业大学一级教授，我国著名教育家、农业科学家，我国果品贮藏保鲜学的奠基人之一。1925年，李沛文考入广东大学学习，192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普度大学、依阿华大学肄业，后转入康乃尔大学研究院专攻果树学，并在加州大学修读柑橘栽培学，至1932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1935年起，历任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植物生产学系教授、系主任和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副院长、华南农业大学顾问、华南农科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中国农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还兼任过广西农业厅厅长，全国政协第二至第六届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广东省委副主任委员、顾问，并先后被选为广西第一届人大代表，广东省第一、第二届人大代表等。他毕生从事农业科教事业，为振兴祖国农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心竭力，振兴祖国农业

李沛文的故乡是广西沙田柚和荔枝的著名产区，他幼年时期生活在乡间，对农业生产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对水果的栽培尤感兴趣，后又受到一位学农科的叔父的影响，故到美国留学时，专攻果树园艺学，立志振兴祖国农业，并为之奋斗终生。

李沛文在岭南大学农学院任教期间，为推动广东柑橘事业的发展，积极进行了柑橘的调查研究，确认我国的潮洲柑品质优良，堪与美国的著名甜橙品种媲美，惜因栽培技术落后，又受黄龙病为害，以致有日渐衰落之势。为改变这一情况，他于1937年冬在潮汕产柑中心潮安县鹳巢乡创建了柑橘育种研究室，进行育种和柑橘病虫害防治研究工作。其后，得潮汕实业界人士郑寿芝先生的资助，于1939年春在潮阳县设立潮汕柑橘试验场，先后邀请林孔湘、郑天煦、黄昌贤三位专家进行柑橘育种及病虫害防治研究工作。他特别重视对潮汕柑橘业威胁较严重的柑橘黄龙病的研究。当时正值抗战开始不久，条件十分艰难，但他矢志不渝，排除万难，积极进行试验研究，并表示：“同人等只求于农学有所改进，于柑农有所裨助，于国家生产有所增益，则鞠躬尽瘁，险阻艰难，固认为分内事也。”可见他立志振兴祖国农业的苦心和决心。

抗战胜利后，他继续进行潮汕柑橘试验研究工作，他认为，防治柑橘黄龙病应从选择优良无病母树入手。为此，他立即恢复了潮汕柑橘优良母树调查工作，并选出一批优良母树供繁殖之用。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李沛文不仅关心柑橘事业的发展，他还意识到必须以农业机械化取代数千年来的犁耙耕种法，才能改变我国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1948年他在兼任联合国救济总署办事处广东农垦处主任之职时，在东莞的马鞍围成立了机耕农场，以作为广东省农业机械化的示范农场。1949年9月间，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曾命令李沛文将农场所有物资转移到海南岛。李沛文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早已不满，渴望早日解放，因此，他拒不执行命令，暗中叫人将汽车和农业机械的轮胎及重要零件拆卸下来使这些物资无法转移。国民党反动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一次会议上突然将他扣留，幸得岭南大学及社会人士多方奔走营救，也由于他在教育、学术界及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国民党特务不敢对他下毒手，广州解放前夕他才被保释回家。

李沛文在美国留学时，即已注意到水果贮藏的重要性。鉴于我国水果贮藏技术落后，他在岭南大学农学院执教初期，便积极开展柑橘果实贮藏技术的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即使是在抗战时期，他也从未停止过此项科研工作，并获得可喜成果。1936年、1942年他先后在《岭南农刊》发表了《柑橘贮藏试验》（上、下篇），这是我国较早期的关于水果贮藏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这一学科领域的开创者。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外贸部门进行广东果品（柑橘、香蕉、菠萝）出口远销到苏联、东欧的试验。李沛文从一开始即领导并参与这项试验研究，取得了良好成果，为我国热带、亚热带果品远途运输打下了一定基础。

1978年，他根据多年试验结果，撰写了《柑橘果实在冷藏中出现“水肿病”的一些规律》一文，指出柑橘果实有不耐低温的特点，即易发生水肿病变，提出了甜橙、椪柑、蕉柑等的冷藏适温，广州市果品公司应用它解决了蕉柑“水肿病”问题。这一研究成果很快便在广东省各地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推广应用。

在“六五”计划期间，李沛文主动承担了由国家经委、商业部主持的“水果贮藏保鲜”的攻关项目，以研究柑橘类果实贮藏保鲜为主，他分析了甜橙褐斑病害的原因，提出了抑制褐斑病的预防措施。此项成果后被列为“七五”推广项目之一。

为了让国内外更多的人能尝到岭南佳果荔枝，李沛文从1956年开始对广东荔枝几个主要品种的冷藏和气体贮藏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工作，1983年，他又主持了“荔枝保鲜贮藏运输研究”这一项国家攻关课题，取得了较大成果，使广东荔枝不但能运至我国北方，而且还出口到加拿大等国。

毕生致力于农业教育

李沛文从1935年开始，执教于岭南大学农学院，至1985年去世，从事农业科教工作达半个世纪之久。

（一）不怕艰苦，勇挑重担。1940年，岭南大学农学院从香港迁到粤北坪石，1941年秋，原院长古桂芬病逝，李沛文遂在兵荒马乱的艰苦年代，担负起主持岭南大学农学院的重任。他兢兢业业，团结全院师生，克服重重困难，使农学院在困境中得到发展。

抗战后期，日寇作垂死挣扎，进犯粤北，企图打通粤汉线，坪石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李沛文率领师生，辗转于粤北和湖南之间，极其艰苦。当时，他家已迁至桂林，但他仍只身留在学院，与师生同甘苦，共患难。在他带领下，全院师生终于得以渡过险境而他自己则因辛劳过度，患了一场重病。

（二）积极推动华农开拓发展。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李沛文以获得新生的无比激动和兴奋的心情，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为发展祖国高等农业教育特别是为华南农学院的组建、开拓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2年初，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有关指示，广州地区高等学校开展了院系调整工作，李沛文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和丁颖、赵善欢教授一起领导了华南农学院的筹建工作。他率领原岭南大学农学院全体师生员工，由岭南大学原址迁至石牌，与原中山大学农学院及广西大学农学院牧医系、病虫害系部分师生合并组建成华南农学院，并出任副院长，分工主管科研和总务方面的工作。建院初期总务工作十分繁重，真是百废待举，他深知这是教学和科研的后勤部，工作好坏与学校基础建设和教学、科研的质量直接相关。因此，他不厌烦琐，事必躬亲，尽量发挥他多年积累的办学经验和领导才能，在改善学校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

李沛文对关系学校学术水平和教学的科研工作也十分重视，亲自主持编辑出版《华南农学院学报》，积极组织、推动全校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多次组织举行全校性学术研讨会，并邀请省内农业科学工作者来校参加，大大活跃了华南农学院的学术气氛。

为了能更好地贯彻中央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以促进华南农学院学术水平的提高，李沛文针对当时部分教师存在的思想问题，撰写了专论《谈谈放手贯彻“百家争鸣”中的一些障碍》一文刊登在院刊上，要求教师们为了真理排除思想障碍，积极参加争鸣，推动科学发展。文章还严厉地批评那些妨碍争鸣的教条主义者和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列主义者。

李沛文对农业科教事业的发展，视野是广阔的，不是局限在校内，而是面向全省。为了加强华南地区农业科研工作，发挥农业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作用，在华南农学院创立初期，他即与丁颖、赵善欢共同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建议筹办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即今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该所成立后，丁颖任所长，李沛文任副所长，负责主持该所日常工作。并组织华南农学院一批知名专家教授支援农科所工作，有些还兼任该所的系主任和课题主持人，这就有力地促进了该所的发展和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为广东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李沛文为了解决农产品贮藏加工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院系调整后不久他就组建了华南农学院果蔬贮藏加工教研组，加强了果蔬贮藏加工学的教学工作，使更多的学生能修读这门课程。1981年，他主编了全国高校统编教材《果品贮藏加工学》（农业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经他多年积极筹备，在他去世前一年，即1984年，华南农业大学农产品贮藏加工专业开始正式招生。李沛文对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严格，他常提醒师生，我们不仅要对专业有深入的研究和具有合乎一定规格的技术，而且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广阔的经济视野，才能担负起祖国农业建设的重任。

李沛文在晚年，为了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改善华南农学院办学条件，积极开展外事活动和对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的工作。根据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应积极争取和国外的同类大学建立学术联系的精神，他努力促成华南农学院和美国宾州大学农学院建立学术联系，开展有关合作科研、交换学者和资料等工作。1980年和1981年，他曾两次到美国进行教育考察，先后邀请了美国Arnold树木园研究员胡秀英博士和康奈尔大学刘富民博士等多位学者来华南农学院讲学，并聘请胡秀英博士为华南农学院客座教授。

1981年，李沛文亲自到北京，与联合国开发总署官员商谈在华南农学院成立亚太地区蚕桑培训中心问题，经过他的努力，促成了该蚕桑培训中心在华南农学院举办。通过办班，发挥了华南农学院优势，支援了第三世界，扩大了国际影响，也为华南农学院增添了一批教学和科研设备。他还争取到联合国开发总署和粮农组织在华南农学院开展亚热带地区的农业生态学研究。

为了给华南农学院筹集资金引进先进教学、科研设备，通过李沛文的努力，1980年得到在港华南农学院校友捐赠语言实验室整套设备；1981年，争取到世界银行长期低息贷款400万美元，李沛文亲自担任项目负责人，规划贷款使用，并派遣教师出国进修。

胸怀坦荡，心系祖国

李沛文是一位胸怀坦荡，时刻不忘祖国农业现代化和祖国统一大业的爱国教育家、科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两种社会制度的鲜明对比中深切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尽管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使他受到多年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文革”十年动乱中，受到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迫害，但他坚持真理，相信党相信群众，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进行了抵制。在逆境中，虽有时感到惶惑苦闷，但他热爱祖国和科教兴国的抱负始终没有动摇。他一直紧记一个科教工作者的神圣职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实现社会主义“四化”充满信心，以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更为关心华南农学院的发展和广东农业现代化。他不顾自己已年迈体弱，增加招收研究生，积极组织教师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还亲自为广东省的领导干部讲课。为改变“文革”十年来广东农业科学技术明显落后的状况，经过深入思考，撰写了《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几个问题》一文，发表于《广东农业科学》（1979年第1期第28卷：6），文章从“农业科学技术应走在生产前面”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提出了解决广东农业科学技术的几个战略牲问题的意见。他认为，首先要加强广东农业科研力量及其领导，以期能急起直追，改变农业落后面貌；其次，广东幅员广大，既有亚热带型，又有热带型和温带型的气候特点，农业的地域性是非常严格的，不能以一个农业区域来代表全省，也不应按目前的行政区域来划分农业区域，这都不利于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为此，他建议要根据土壤、地貌、植被、河流山脉分布、气候特点、社会经济条件和农业生产习惯等划分农业区域，设立综合试验基地，以利于农业因地制宜地发展；第三，要以农业生产长期高产稳产作为科研的着重点，采用现代化手段改进作物育种技术和栽培技术。此外，他还提出把牧草研究排上议程，并亲自从美国引进优良牧草品种，以促进畜牧业生产；进行林业革命以解决木材及纸张紧缺问题。李沛文这篇论文，表明了他学识渊博和对广东农业发展的深思熟虑，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李沛文十分关注祖国统一大业。他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省人民代表和民盟中央委员期间，密切联系各界人士，广交朋友，联络感情，积极开展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工作，为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综观李沛文的一生，是尽智竭虑，兢兢业业，为祖国的农业科教事业贡献全部精力的一生。他父亲是我国著名爱国人士、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先生。以他的家庭出身，在旧社会原可投身宦海，谋求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但他视之如敝履，而从事于科教事业。他治学严谨，基础深厚，学识广博，以他的学识和聪明才智，大可埋头于实验室，在科学研究上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学术上取得更高的地位，但他觉得个人的学术成就比起整个学校的科研教学工作来说，还是次要的，因此，他把大部分的精力、时间用于学校的行政领导工作上，而把较少的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自己的业务上，牺牲个人的小利益换取学校整体大局的收获，就总体来说，成就当然是大得多了。但他在科研方面的成果也是丰硕的，如他在早期的关于潮汕柑橘选种及黄龙病的研究，关于柑橘、香蕉、荔枝贮藏的研究。以及晚年由他主持的“荔枝花芽分化期间内源激素变化”的研究等，在国内均是开创性的，是为今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而且已取得较大的成果。

李沛文具有较高领导才能和组织能力，他担任学校领导长达40多年，为学校的开拓、发展，为国家培养农业专门人才以及促进广东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李沛文在岭南大学将一座明朝天启七进士石坊迁入校园内，在落成仪式上演讲时，严肃地指出我国封建科举制度盛行之日，正是欧洲自然科学兴起之时，17世纪伽利略、哥白尼、牛顿等西欧科学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不应只停留在瞻仰这座壮丽的石坊上，而应努力去仿效三百年前西欧科学家的创造精神，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里，不断探索，奋勇前进。李沛文不但自己选择了农业科教工作为终生职志，而且培养了大批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学生在不同领域中对大自然进行不断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