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梁家勉
梁家勉（1908-1992），男，广州市石井镇人，1929年入中山大学农学院学习， 1941年后任中山大学农学院图书馆主管馆员，九龄农学院副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52年任华南农学院图书馆馆长，1955年创立院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 1978年创立农史研究室並任主任。1980年成为我国第一位农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主持编辑国内首份农史专业刊物《农史研究》，1983年主持召开了国内首个农史国际学术会议，1985年创立广东省农史研究会並任会长。在中国农史学科的学术殿堂里矗立着四位名家，即东万、南梁、西石、北王，其中南梁即为梁家勉先生。他是中国农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一生撰写农史、图书馆学等方面论文130多篇，出版《徐光启年谱》、《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主编）等14部著作（含合作）。曾任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科技史学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委员等。作为第一完成人或独立完成人，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图书二等奖等10余项奖励。
芝兰之室 矢志于农
1929年，梁家勉先生以校毕业生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山大学农学院录取，主修农艺、兼修园艺。他在丁颖、陈焕庸等教授的指引下，一边学习现代农学知识，一边利用自己的国学基础和兴趣，开始学习和探索中国农业历史，先后在《农声》和《农林新报》发表了《园艺谈丛》、《中国荔枝繁殖法考略》等农史研究论文。1932年，梁家勉的父亲病故，家道中落。他惜别心爱的校园，不得不辍学挑起养家的重担。他奔走于粤桂之间，先后当过农业推广员、中学和农业职业学校教师，尽管这一时期他生活贫困，工作多变，并因日本侵华战争而颠沛流离，他仍没有停止农史研究。《〈诗经〉之生物学发凡》等论文就是在此艰难期间完成的。
1941年春，中山大学农学院从云南迁到湖南宜章县栗源堡。丁颖院长和赵善欢教授邀请梁家勉来院主管图书馆工作。考虑到回到母校能有更好的条件进行农史研究，他欣然从命，领着全家赶到栗源堡，开始了他的“读书”、“管书”、“教书”、“写书”的 “四书堂”生活。1944年5月，他在栗源堡接待来访农学院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教授，两人就中国农业史和文献交谈了一天，梁渊博的农史知识和功底折服了李约瑟，回到坪石校本部，李约瑟向中大代理校长金曾澄称赞了梁氏的研究。李约瑟的赞赏让他倍受鼓舞，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先后完成了《茶史证》、《蔗史证》、《〈诗经〉之农业及农植物研究》等10余篇农史论文。同时，开始谋划建立农业历史文献专藏。
内外寻访 尘中觅珠
1952年，梁家勉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华南农学院图书馆主任（馆长）。几年之内，他带领馆内人员将几经搬迁而简陋不堪的图书馆整治得焕然一新，并制定出一整套采购、馆藏、借阅、管理的条例和率先推出开架阅览制度。图书馆先后被评为学校和广东省文教战线先进集体，梁家勉也被评为省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1954年，国家号召加强对祖国农业历史遗产的研究工作。在丁颖院长等支持下，他于次年在图书馆内成立了中国古代农业文献特藏室，专门搜集、珍藏、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历史文献。他亲自给全国各地书商、古旧书店发函，要求提供农业历史古籍信息，建立定购业务关系。同时，系统搜集各大图书馆和各地书店编制的《古籍目录》和《古旧书目》，借以掌握古旧书的信息。一旦发现线索便主动出击，能买则买，不能买则请人代抄、代复制，不弄到手不罢休。出差在外，他总是挤出时间到当地古旧书店选书、购书，想方设法进入书店的内部书库选购，以便找到真正的珍本古籍。
梁家勉先生对这来之不易的古书惜之如命，甚至亲自动手，装裱修补，编目上架，并采取防虫、防霉等措施。在“文革”中，因为这些古书，他被扣上“封建残余”、“孔丘信徒”的帽子，并被剥夺了在图书馆的领导权。他担心古书被毁，为此，他写信给中科院竺可桢副院长，请其再求助于郭沫若院长设法拯救这批来之不易的古书，甚至考虑是否送到北京保护。同时与馆里同志商量决定，主动宣布特藏书库为“四旧书库”，封禁不再开放。使古书安全地保存下来。
经过梁先生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这个特藏书库藏书由最初3套古籍增加到7万册，其中线装书3万3千册，里面包括著名学者郑振铎的平露堂本《农政全书》、世上罕见的万历刻本《闽中荔枝通谱》，清代稿本《〈尔雅〉谷名考》等等，成为蜚声国内外的中国农业历史文献中心。国内外数以百计的知名学者，如我国的竺可桢、席泽宗、曹天钦，英国的李约瑟，美国的席文、黄宗兴，日本的渡部武等人，都曾经亲临阅览或考察，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春华灿灿 秋实累累
梁家勉先生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不囿于前人的研究结论。他的论著内容丰富、旁征博引、考订翔实，具有独到的见解，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其研究主要涉及如下领域：
1、农业历史文献研究
中国农史研究肇始于农业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而长于目录学、版本学的梁先生无疑具有得天独后的优势，这在《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研究上表现最为突出。如撰写《〈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及撰期》，梁先生查阅了最早著录《齐民要术》的几十部目录学文献和北魏相关碑刻，详细分析本书文注及各家观点，去伪存真，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先生誉之“近代研究贾学之杰作”。又《〈农政全书〉撰述过程及若干有关问题的探讨》一文，丁颖院长认为 “大作探讨的深入、内容的充实，没有我置喙的余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函称“对于文定公名著由来，探源寻本，发潜德之幽光，阅之得益不浅”。再披阅数以千计古代文献完成的《徐光启年谱》一书，被誉为“是迄今最完整的年谱”；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钱临照院士评价“详细谨严，为之深折”；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陈乐民研究员在其读书笔记写道“那本《年谱》写得极好，有人、有时、有事；凡涉及时代背景、科学发明、中西人物者，无不详备。徐氏著述甚多，散佚在各种文献及手稿中，《年谱》──标出出处。其参考援引之处，涉猎之广、梳理之细，我读了不禁对作者油然起敬”。1983年，该书获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上述论著至今仍都被视为中国农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2、生物及农植物的历史研究
梁先生对植物史，特别是一些有特色的农植物的早期栽培、引用，以及植物生理等方面也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中国甘蔗栽培探源》、《荔枝栽培和利用的起源及其发展》、《番薯引种考》、《“罗望子”名实考》等数十篇论文，同时参与撰写了《中国古代生物学史》、《中国植物学史》、《广东荔枝志》等著作。其中《烟草史证》广征博引明清以来诸多文献，对烟草的古名、引入时间、传播路线、加工技术、吸食原因作了全面、深入的考证。是上世纪中国学术界最早探讨烟草历史的学术论文，比1959年吴晗发表《谈烟草》一文早了11年且内容更丰富。又《中国古代对固氮植物的认识和利用》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对豆科植物、杨梅、红萍等植物的固氮作用的认识和利用。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曹天钦院士称“光合作用和固氮作用在国外还是新的学科，梁家勉用于对古代植物的研究，作了很好的榜样。他找到了一个金矿，不但是一个科学技术史的金矿，还是一个当代研究固氮作用的金矿。不管是现在趋向分子水平或细胞水平或者整体水平研究固氮的人，都应很好地学习一下梁老的文章。梁老很好地解决了过去、现在跟将来的连续性”。
3、传统农业科学技术起源及其发展的研究
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起源及其发展的研究，是梁先生农史研究工作的重点。他从字源上对远古农耕史迹进行探索，完成《田诂探原》、《农诂探原》、《家诂探原》、《释耒》等论文，时任河南林业厅长的林学家张企曾称赞“大作《田诂探原》以丰富的文献学、古文字、音韵学方面的知识，论证实在令人折服，阅后大开眼界”。又《中国梯田考》一文首次系统研究了梯田的称谓、梯田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梯田的灌溉等问题。完成后受到同行的好评，石声汉教授赞叹“大作甚佩，用工细察勤慎”；辛树帜院长认为“《梯田考》一文，非先生之渊博精深不能为……梯田之历史却无人注意。先生此次以极短时间提出此一大文，殊为难能可贵”。此外，梁先生在育种史、害虫防治史等领域也分别留下《植物嫁接技术在祖国的起源及其发展阶段》、《我国古代植物育种的成就》、《我国古代防治农业害虫的知识》、《中国农耕传统之一──有机肥》等史料丰富、多有新意的研究力作。
4、主编我国农史研究的里程碑著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梁先生就克服“政治动荡”等困难完成洋洋10万字的《从祖国劳动人民农业实践的历史看“八字宪法”的伟大意义》一文，虽然文章不可避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全文结构之完备、史料之丰富、观点之可靠，使之成为当时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史的重要参考著作。稍后他又制定详尽的《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编写要旨、凡例和内容提纲，这些工作成为他后来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重要基础。1979年农业部任命梁家勉为主编，历经八年艰辛、五易其稿，终于在1989年完成并出版。此书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统的中国农业科技通史，被誉为我国农史研究的一座丰碑。农业部何康部长专门发来贺信，指出“这不仅是我国农史学界的一件大喜事，同时也是我国农学界的大喜事！……梁老，您在农史方面渊博的知识，严谨、精实的治学风范，更为我们所敬佩，为我们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国际科技史通讯院士胡道静评论它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巨型专业史，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史，特别是农业科学技术史著作的空缺”。此书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6项省级以上大奖。农业出版社老社长蔡盛林惊叹：一部书连获如此多的重要奖项，“在我国图书编纂出版历史上还是少见的”。
培养人才 乐于助人
农史学科在中国起步较晚，过去从未有此专业。为此， 早在1962年梁先生就提出要重视“对新生力量的培养”。科学春天来后，梁先生又多次在全国会议上呼吁，在有条件的大学创建农史专业硕士点，培养农史人才。这些建议得到上级领导的赞许和重视。经国家教委批准，华南农学院于1980年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农史专业硕士点。梁先生成为国内首位农史研究生导师并培养了我国第一位农史研究生。1984年，国家又委托华南农业大学主持召开农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审定会议。在梁先生的主持下，参会专家们共同审订了《农史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学位论文要求》，为本专业人才培养的科学化、规范化作出了贡献。
梁先生为人真诚，待人谦虚，乐于助人。20世纪80年代初，有同志撰写《猕猴桃的历史其及在国内外的生产现状》一文，梁先生不仅亲自指导修改，而且将收集的所有历史资料全都提供给她，其中包括他千辛万苦爬梳出来的证明唐代已人工栽培猕猴桃的岑参诗句“中庭井阑上，一架猕猴桃”。又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大学王重民教授在编撰《徐光启集》时获悉梁家勉也在进行类似的工作，即来函商请合作，但梁先生认为两人一南一北，商讨诸多不便。为避免重复，他主动放弃了这一研究计划，把自己积累的资料和研究心得一并送给了王重民。王先生准备在书本上合署两人名字，他婉言谢绝。
梁家勉先生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为中国农史事业奋斗的一生。其在收集古农书、招收农史研究生、创办农史专业刊物和主办农史国际学术会议等诸多方面，创造了多个国内第一。也正因如此，1988年他八十华诞时，中国农史学会特地安排在华南农业大学召开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并向他祝寿。现国务委员刘延东父亲、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亲至大会祝贺，并作《学习梁家勉同志的治学精神》大会发言，号召农史界向梁家勉同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