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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近代农业科教事业开创者——记著名农业教育家、农业科学家唐有恒教授

来源:蒙丽 发布时间:2019-11-08点击量:14


    唐有恒(1884—1958),字少珊,男,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村(今珠海市唐家镇)人。他是农业教育家、农业科学家,广东省近代农业科教事业开创者。唐有恒1899年赴港就读于皇仁书院习英文。1904年考取清朝官费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留学,初习理化,后又考入康奈尔大学农科。190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归国,被派筹办广东农林试验场,次年筹建农林传习所(今华南农业大学前身)。1910年3月出任广东农事试验场兼农业教员讲习所监督(即场长、所长)。1912年调任北京农林部部员、技正,后担任农政专门学校校长兼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1915年农政专门学校改组为农商部农林传习所,继续任所长8年。1923年在北京农科大学任教授、农艺系主任兼农场主任。1928年安徽大学增设农学院,他受委代理筹办主任,与筹委马寅初等赴安庆。因旧病复发,1930年回乡任中山县县长秘书。1934年担任上海暨南大学秘书长。1935年赴广西大学担任农学系主任、教授。抗战爆发后,唐有恒投笔从戎,先后任第四战区战时粮食管理处少将秘书、广东省政府赈济会查核处副组长,1940年任广东省政府和建设厅技正。1946年任广州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受聘为广州文史研究馆馆员,编写农业史。1958年病逝于广州,享年74岁。

        唐有恒以优异成绩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科博士学位后,因精于水稻育种研究,被接纳为锡格玛—希学会会员(Sigma Ximember)和科学会名誉会员。美国联邦农业部聘唐有恒为技师,但他深感祖国国势日衰,农业落后,农民饥饿贫困,立志要改变祖国落后状况,他以“磨砺以须,俟他日精忠报国,蹉跎岁月,问何时养育国民”作为座右铭来表达他眷念祖国之深情和实现科学救国之宏愿并放弃技师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为振兴祖国农业奉献一生。

开创广东近代农业科教事业

        清末,国内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改革“空虚无用”的教育制度,废除科举,提倡实用科学。光绪皇帝接受了变法维新的主张,推行新政,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下诏书兴农学,命各省督抚劝谕绅民兴办农学堂。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设中央农工商部,并在北京郊区设立中央农事试验场。广东根据清政府命令,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设立劝业道,负责掌管农、工、商各业事宜,擢升广州知府陈望曾为劝业道道尹。适时唐有恒从美国学成归国,陈望曾乃移樽就教,与唐有恒共商筹建广东农事试验场之事。两人观点一致,均认为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为实业之母,必先振兴农务。广东物产不饶、民食不敷,皆因乡民守旧、耕作方法落后之故。而要改变这一落后面貌,必须由政府设立农事试验场,开展农业试验研究,推广科研成果,培养专门人才,普及科技知识,才可改进农事,发展农业,裕国富民。遂由陈望曾报请两广总督张人骏委派唐有恒为农师,负责规划筹建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

        唐有恒受命后,即积极进行筹建工作。1908年秋,试验场筹办处成立,随即选定场址于广州市东门外鸥村前面(今区庄)犀牛尾右侧。购民地约6.54公顷,又得华侨张弼士捐地约 5.34公顷,合共约11.88公顷。他借鉴美、日两国举办农业试验与农业教育的经验,结合我国农业落后、农业专业人才奇缺、经费不足的实际,提出了在建场的同时,附设农业讲习所,即两块招牌,一套人马的办场方针,技师即教习、教习也是技师,场地、仪器设备共用,以试验成果充实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以农业教育培养专业人才解决各属开办试验场急需的人员,扩展农业试验,使两者相辅相依,互为促进。他多方设法延聘了从英国、日本留学回国的专家利寅、关乾甫、陈颂硕、陈蔚文、区杰文等多人来场(所)工作。为了使试验工作能尽快按计划有序地开展,场下分设农业、圃学、畜牧、蚕桑、化学、气象6科,每科由技师一人负责,配备司务(技术员)一人为助手。场地则依据地势土壤性质划分试验区。唐有恒从筹备办场至投入试验,每事必亲自参与,充分发挥他的组织领导才能和专业技能,建场与办学工作同步进行。试验场成立于1909年3月,部分校舍亦于7月落成。两广总督于7月批准试验场和讲习所章程并转咨清廷农工商部,同年10月22日(宣统元年九月初九)接获批复“照准立案”。讲习所乃于1910年(宣统二年)正月着手招生,2月考试,4月4日正式开学。

       为使试验与教学工作能迅速开展,唐有恒还拟订了一整套有关科研、教学、推广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计划,使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及附设农业讲习所从创建开始就沿着科研、教学、推广三结合的正确方向有序地同步发展,这也是广东近代农业科教事业的起始。

       1910年3月,唐有恒被广东当局保送北京参加清廷学部召集的归国留学生留学成绩考试,获农科进士,殿试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但他不愿在朝为官,返回广东担任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兼农业教员讲习所监督(即场长、所长),继续为场所的建设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在劝业道道尹陈望曾的支持下,添置了场地10余公顷以办林业试验并增设林业科,试验场遂更名为广东省农林试验场,农业教员讲习所更名为农林教员讲习所。还修筑水利,改良蚕种、稻谷品种、农具,引进外来良种,并将试验成果向全省属各地推广。远近留心农务者莫不到场参观,托购试验场种子以改良种植者亦纷至沓来。试验场对广东农业生产发挥了示范推广作用。唐有恒除致力于场、所建设外,对省属及省外有关农业生产事宜亦关怀备至,如对省属各地发给优良种子、化学肥料以促进生产,与各省农场交换种子以供比较试验,还协助设立农牧公司,对来自省内外各地农场、农会、人民群众有关农业生产的咨询均一一予以解答。可见,唐有恒立身场所,面向全国,是一位视野广阔、有长远战略眼光的爱国科学家。

       唐有恒对讲习所的教员质量和学生素质要求非常严格,1912年4月,农林教员讲习所农学科第一期学生修业期满,唐有恒会同各教员进行了严格考评,共60人卒业,分别列为最优等、优等、中等和下等四个等级。后从教于华南农学院的邵尧年教授属最优等生之一。而下等生不发给毕业文凭。4月19日举行毕业典礼。唐有恒依依不舍地送走了他亲自参与培养的第一批高等农业专门人才。同月,他被调任北京农林部部员、技正。至此,唐有恒便离开了他竭尽心智创建起来的广东省农林试验场暨附设农林教员讲习所。但是,由于他从一开始就为场、所的建设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所以,短短几年后,1917年高等农林讲习所便扩建为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了。

终身致力发展中国农业

       唐有恒自1908年从美国学成回国至1958年,经历了清末、民国到新中国诞生,长达50年,一直战斗在农业战线,为发展祖国农业科教事业而奔波于祖国大地。

       1910年,唐有恒应召赴京应试后,为农工商部所倚重,曾奏派为南洋劝业会审查官,南北奔走,仆仆于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之间,对各省农场进行了考察和指导,交流了各省办场经验,促进了农场建设。

       1912年4月,唐有恒奉调北京,不久改任农政专门学校校长兼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1915年,农政专门学校改组为农商部农林传习所,负责发展全国农林生产科学技术工作,唐任所长8年,以实验表证推广优良种子及增产技术,颇有成绩。这期间,曾推广优良玉蜀黍早熟种、长绒美棉种、免黑穗病小麦种,改良铧犁、玉蜀黍脱粒机等,还设立农民子弟学校8所,与京汉铁路局及京绥铁路局合作举办农业生产技术及推广优良种子展览巡回列车,沿铁路车站向农民宣传讲演农业新知识、新技术。

       1923年,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北京农业大学。首任校长章士创是当时政界与教育界名流,非常重视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唐有恒被聘为教授、农艺系主任兼农场主任多年。1928年,安徽大学拟筹建农学院,聘唐有恒为代理筹备主任,马寅初、谢恩隆等是筹委委员。惜事未成而唐有恒患咳血咯血之病于1929年5月辞职回原籍休养。唐有恒虽在病中仍十分关心农林科研事业,7月,曾抱病与中山大学农学院植物研究室主任陈焕镛一起在中山县爬山越岭,采集植物标本141号。

        是时,唐有恒族叔唐绍仪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后兼中山县县长),恳邀他共襄复兴故里,发展农业,造福桑梓。于是,唐有恒于1930年6月出任唐绍仪秘书。任职期间,经过深入的考查观察,起草了一份《中山模范县农林建设计划纲要》,提出要把中山县建设成全国最富庶的县,其首要任务是要解决农业这个根本问题。而土地为农业生产之要素,必先进行土壤调查,了解各地土壤性质,始能因天时尽地利。中山县平壤多,沙田面积广,以稻作生产为主,农业改良从改良稻作开始,要选育优良品种,改良灌溉排水设施,对占中山县一半幅员的山地,则提出由县里设场育苗发放民众造林,既可增加群众收益,又可保护土壤免受冲刷。并选定今珠海、中山交界地方作为成立“全国农业模范村”基地。从《计划纲要》及“全国模范村”之设想可见唐有恒乃是一位能高瞻远瞩的农业科学家。可惜由于政局变幻,1934年唐绍仪被迫辞职,唐有恒亦离开中山县,这项宏伟的计划未能实现。

关心人民疾苦   向往民主进步

       在旧中国,灾害频繁,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唐有恒自幼在农村长大,加以早年丧父,对农民疾苦感受尤深,与农民感情深厚。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在京任职期间曾奉派赴湘、皖两省深入灾区调查水灾实况,根据灾情提出了防治水灾方案,但由于国内政局动荡,方案未能付诸实施。1918年,北方五省又连年发生旱灾,饥民遍地。唐有恒奔走呼号,成立了“华洋义赈会”,募捐救灾,并频频出入灾区,指导生产救灾工作。为了缓解灾情,他组织举办了两期凿井训练班,培养了两三百名凿井技工,为解决汲取地下水工程提供了部分技术力量,而他自己则由于连年奔走灾区,积劳成疾,卧病经年。

        抗日战争开始后,唐有恒从广西大学农学院返回广州,在第四战区战时粮食管理处任秘书,致力调运湖南稻米到广东调剂军民粮食。1938年,广州沦陷后,举家撤退粤北,先是担任广东省赈济会查核处生产组组长,专责生产自救工作,后任广东省政府建设厅技正、广东省政府技术室技正,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排除万难,在韶关北面的河边厂地方兴办“六合农场”广种粮食;在曲江县马坝进行水稻优良品种“马坝油占”的试验,并予以大面积推广,以期提高粮食单产,缓解战时缺粮困难。

        唐有恒又是一位向往民主进步的科学家、教育家,他对满清皇朝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不满。清末,他曾暗中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1911年3月29日革命党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失败后,他曾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革命党人撤退。民国初年,段祺瑞政府对请愿学生进行扫射镇压,致使学生死伤多人,唐有恒非常愤慨,与北京一些高校的进步教授联名要求“给予救伤及抚恤死者,并严惩凶手”,表示“不获批准将集体辞职”,逼使段祺瑞政府接受了请求。国民党反动统治期间,常对学生运动进行残酷镇压。1934年唐有恒在上海暨南大学任职期间,上海警察局曾多次对进步学生进行搜捕,暨大有些学生因涉嫌被捕,每次,他都与校长沈鹏飞教授联名保释。

       旧中国的现实,使唐有恒更加盼望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前,不少亲友劝他赴台,甚至为他订好赴港船票,但他不为所动,并教导儿孙们:“吾辈应坚守岗位,迎接新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唐有恒被选为广州市东山区人民代表,他深深感谢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尊重,不顾年迈体衰,积极响应广东省政协要求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于 1956年冬,受聘为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发挥他长期从事农业科教事业的专长,他愉快地承担起编写农业史的任务。

        半个世纪以来,唐有恒致力于发展祖国农业科教事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农业建设人才,为科教兴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章来源:华南农业大学校友业绩特辑《稻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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