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邦杰（1891－1971），男，湖南省武冈县人。蚕业教育家、蚕业科学家。华南农学院二级教授。1915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1928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部，获农学学士学位。1928—1952年，历任广东仲恺农工学校蚕桑部主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蚕桑系主任。1934—1937年，兼任中国合众蚕桑改良委员会委员。1941—1946年，兼任湖南蚕丝改良场场长。1941—1943年，兼任湖南农业专科学校校长。1952—1971年，任华南农学院教授、蚕桑系主任。1963—1971年，曾当选为中国蚕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广东省蚕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长。杨邦杰是华南地区蚕桑高等教育的创始人，为振兴粤、桂、湘蚕业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最先为广东育成优良白茧蚕品种，并在整理地方品种、蚕的遗传研究和改进温汤浸种等方面取得开创性的成果。

杨邦杰，1891年6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武冈县蓼溪乡（今洞口县大水乡）。1915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随即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学习期间，每次受到日本同学的歧视和侮辱，都增强了他振兴中华的决心，并常与在日本学习的中国同学共勉为祖国多做贡献。但终于忍无可忍，于1918年中学尚未毕业即愤而回国，在家乡中学教书。他内心十分惶惑，认为身无专长，长此以往，对国家无所裨益，遂于1920年考取官费，再次东渡日本。当时日本文部省规定，凡未取得日本中学毕业文凭者不能投考大学。因此，杨邦杰先投考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毕业后才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部，着重学习有关蚕桑的课程，并师从日本著名蚕学家田中义麿博士进行研究工作。1928年毕业，获农学学士学位，此后又在该校遗传实验室继续实习。在日期间，曾与其导师田中博士共同发表《冬季莴苣叶养蚕》的论文，在日本蚕业界产生很大影响，从而开始探索家蚕代用饲料研究之先河。

杨在日本学习期间，与何品良相结识。何对他的满腔爱国热情和刻苦学习精神深为敬佩。何先回国，任广东仲恺农工学校校长，多次电催杨去该校任教。1928年末，杨启程回国，历任仲恺农工学校蚕桑部主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蚕桑系主任，中国合众蚕桑改良委员会委员，湖南蚕丝改良场场长，湖南农业专科学校校长等职。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任华南农学院教授兼蚕桑系主任。1963年后，曾先后当选为中国蚕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广东省蚕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长；广东省第三届人大代表。

华南地区蚕桑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杨邦杰回国之初，仲恺农工学校设有蚕桑部，而中山大学农学院则仅开设一门蚕桑课程。杨到职后，即锐意谋求改进和扩充，先后将仲恺农工学校蚕桑部的小桑园扩充为约26.67公顷的实验桑园，新建实验蚕房2座，并附设小型蚕种冷藏库1间；将中山大学农学院的一门蚕桑课程扩大为蚕桑门，增设养蚕、制种、栽桑、蚕生理解剖、蚕丝泛论、制丝等课程。不久，又将蚕桑门扩充为蚕桑系，并举办女子蚕桑工学班多期。为此，杨邦杰多方物色知名专家教授，如桂应祥（朝鲜籍留日蚕学家）、沈敦辉教授等来校任教、兼课或讲学。蚕桑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逐步走上轨道。

杨邦杰一面锐意规划和处理学校的各项工作，对蚕业课程的安排、讲义的编写、桑园蚕室的建设、试验研究工作的开展、各造试验蚕的饲养计划、技术人员和工人的聘请与培训，都逐项亲手经办或审理。同时，亲自讲授有关课程，并编写了蚕学、养蚕学和蚕种学等讲义。这些讲义，以日本教材为主要参考资料，同时吸收国内风土习俗和传统生产经验，以及他自己的实验、观察和研究成果。在移译国外采用的术语时，常反复与蚕业界人士商讨推敲，然后定出较为适合我国实际的中文名词。讲义编成后，不仅受到本校，而且很受其他蚕桑学校的欢迎，并被选用参考。

1936－1937年，经杨邦杰四处奔走呼吁，中山大学农学院蚕桑系获得有关方面资助，开辟20多公顷桑园和品种桑园，保存桑品种115个，修建大型蚕种冷藏库1座，增添多种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并在广州石牌设立华南蚕业试验场，使蚕桑系的各项教学及试验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38年日军南侵，10月，蚕桑系随校本部迁往云南澄江，当时经费十分短缺，教学工作陷于停顿。这时蚕桑系保存的蚕品种，包括许多珍贵的原始材料、基因型材料和生产品种达500多个，饲养保存十分困难，一旦丢失或死亡，将造成我国蚕业的巨大损失。在迁校途径广西时，杨邦杰发表了《抗战与蚕桑》等文章，申述蚕桑对抗战建国的重要意义，并率领陈鼎新、蒋同庆、张其俊、唐维六等教授求见广西建设厅农林处负责人。整整等了3天，才被接见并拨给一笔经费。当时有人劝他何必如此低声下气，他说：“我为蚕桑事业宁愿牺牲一切，等待两三天算得什么！”闻者莫不深受感动。由于争取到了经费，蚕桑系在越南河内（当时为法国殖民地）设驻越南河内工作站，在广西龙州规划万700公顷综合蚕桑场，在广西平南设平南蚕种场，在广西桂林设家蚕育种工作站。之后，蚕桑系随中山大学由云南迁回广东坪石和湖南宜章，杨又再三向湖南省建设厅呼吁，得到支持，在湖南耒阳设湖南蚕丝改良场，在湖南澧县、长沙分别设立蚕桑工作站。蚕桑事业在广西、湖南逐渐得到发展，蚕桑系保育的500多个蚕品种也全部得到妥善保存。

抗战后期，杨邦杰与部分中山大学教职员工和湖南蚕丝改良场全体职工为躲避日军南侵，迁居在湖南宜章薜家水平游山顶上为时一年有余。1945年8月25日才获悉日军投降消息，在兴奋欢乐之余，他忖度时势认为必须尽早恢复生产。1945年9月4日，他率领员工起程，当时公路铁路均遭日军破坏，他们水陆兼程赶抵长沙，向省建设厅报到，申请在澧县设蚕丝改良场，耒阳设工作站，长沙设办事处。获得批准后立即开展工作，使湖南蚕丝改良场得以迅速恢复试验和生产。

自1928年返国后，杨邦杰几十年如一日，在华南创建和发展蚕桑教育事业，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人才，为提高广东、广西、湖南等地蚕桑生产贡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育成家蚕良种  发展蚕学学科

杨邦杰不仅重视发展蚕丝教育事业，而且倡导师生开展科学技术研究。他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亲自或与人合作进行科研，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

他在回国的头三年，引进日本蚕种和本地黄茧种杂交，培育出学14号、学16号等新品种（后改名为1014、1016），为我国最早应用杂交法育成的优良白茧种。其茧和生丝样品于1933年送巴黎博览会展出，获得国际蚕桑界的好评。

广东地处亚热带，年平均气温21.6℃，月平均气温最低3℃（1月），最高28.3℃（7－8月）。桑树发芽早，生长快，落叶迟，生长期长，产量高，如果整枝和肥水管理适当，全年可采叶养蚕达七、八造（次），但因多雨和气温高，也给养蚕带来不利因素。华南地区历史上饲养的原始品种是一种称为“轮月”的多化性蚕品种，它可以全年养殖，但茧小，产丝量低。在广东，第一造蚕可饲养一种叫做“大造”的二化性蚕品种。它的茧比“轮月”的大，丝量也重，农民愿意在第一造饲养“大造”，但如果在第二、三造继续饲养，会因不适应高温高湿气候而减产。为了改良蚕种，杨邦杰用纯系分离法对广东地方品种进行整理，选育出大造系统56号，土大、轮月系统仲恺258、560、369、4000号等10余个品种。又与桂应祥合作对仲恺258号品种进行改进，提高其生命力，达到茧形均匀、茧绵较少、解舒好、水结少、出丝率高等优点。这一品种在广东、广西等地推广，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长达20多年之久。此外，还杂交选育出生命力和丝质较优的杂交固定种1053A2等，在广东西江流域一带推广多年。

1930年发表的《关于广东蚕种之改良――应用遗传的法则而得之二、三结果》，总结了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及其成果。

（一）关于广东本地种（原有）蚕种的改良――利用纯系分离法所得的成果。即将本地种纯系分离后得到的大造形蚕、大造姬蚕、轮月白茧形蚕及姬蚕、轮月黄茧形蚕及姬蚕。这些品种选纯后，其茧形、缩绉、茧色、茧形大小、蚕体斑纹都一致，同时茧层量较原有土种大有提高。

（二）利用上述6个已改良的广东本地种彼此交配得到的一代杂种，试验结果表明，其茧层量提高甚多。以缫制0.5千克生丝所需茧颗数计，容奇和官山的本地轮月种，分别为8142颗和9374颗，而仲恺农工学校改良种的各种杂交种茧只需3968颗到5200颗，其中以4330颗左右为最多。

（三）利用已改良的本地种与已改良的外来种（一、二化性）交配得到的杂交种，其茧壳量之增重十分明显。同时，这些杂交种抗性较强，在广东气候条件下，即使按旧法饲养，每年至少可养3造，即春蚕1次，秋蚕2次。其收茧量亦以此3次为最多，丝质也优于未经改良的本地种。

杨邦杰应用遗传学理论的纯系分离法和杂交法选育良种，当时在我国蚕业界处于领先地位。其应用成果发表后，全国各蚕校纷纷向仲恺农工学校索取资料，参考学习。

广东因为饲养多化性蚕种，一年孵化多次，习惯采用蚕种浸汤法（浴种）促使孵化，而且还可以杀死那些虚弱有病的蚕种，因而也是一种预防蚕病的方法。历来都依靠浸汤师傅的经验掌握的温度的浸汤时间。如果汤太热或浸汤时间太长，蚕种就会死去；如果汤不够热或者浸汤时间太短，蚕种就不孵化或孵化不齐一。1933年，杨邦杰发表了多化性茧《蚕卵浸温水试验》，1959年发表了《二化白茧浸温水孵化试验（预报）》，使浸汤法有了科学标准，很快在蚕种生产上得到应用。当时广东每年各造制种达百万张之多，其孵化齐一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对发展蚕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在家蚕遗传学研究方面，他从1933年至1936年先后发表了《广东蚕之二、三特殊系统》、《广东特异蚕卵之形态与遗传学的研究》、《二、三特殊系统蚕之卵黄色、血色、茧色等三形质之相互关系》和《仲18、48号黑色蚕之黑色性是否属于附加体色》等4篇论文，详细介绍在试验过程中所获得的许多有价值的特殊品种以及各项性状相互杂交后的遗传规律，充实了蚕的遗传学理论和实验材料。

1933年发表的《家蚕之品种、性状及体量与成熟速度之关系》一文，则从遗传学角度探讨本地品种、外来品种以及它们的杂交品种的雌雄蚕体重、蚕层量与成熟迟早的规律，从而对当时本地种的改良，对一代杂种、三元杂种、四元杂种的推广普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该文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设想，即从遗传的形质推想，至少存在两种Q因子。但由于无人深入研究，迄今尚未得到证实。

杨邦杰在《仲恺农工学校研究报告》上还发表过几篇有关蚕体解剖、蚕体生理的论文，为蚕的生理解剖学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文献。

对人谦让   对事认真

杨邦杰一生为人忠诚厚道，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对人谦让，对事认真，律己严谨，公私分明，一切以蚕桑事业为中心，业绩显著，对我国蚕桑界有深远影响。

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他提倡为生产服务的观点和劳动观点，主张理论结合实际，应用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并重，在一定条件下首先研究生产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他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不分寒暑与假日，常常工作至深夜。由于他患有气喘病，曾多次于隆冬之夜昏倒在回家途中。

他公而忘私。1933年他夫人临产时，忽接中国合众蚕丝改良委员会电报邀他去南京开会。上午接电报，下午即起程，毫不犹豫。

他克己厚人，热情好客。留学期间经常慷慨解囊资助旅日同学。在九州帝大时同学朝鲜人桂应祥，勤学有才，他十分器重。桂有困难，他屡予资助。1930年聘请桂应祥来仲恺农工学校任教，至抗日战争开始，8年间两人切磋学术，交往频繁，并尽力支持桂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使桂取得重大科研成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桂应祥任朝鲜农业科学院委员长，曾3次率团访问我国，每次必来拜访杨邦杰。两人友谊之深，由此可见。

1928年，沈敦辉由日本回国，杨深悉其学识深厚，即商请学校当局聘沈为教授，并让出自己担任的蚕桑系主任职务，请沈担任。逾年，沈去德国学习，杨复任主任。1935年沈回国，杨又请学校延聘为教授兼系主任，直至1936年4月因实验发生事故，沈被烧伤逝世为止。7年之中2次让位，在当时乃至当今社会，都令人敬佩。

杨邦杰办事公正无私。广州解放前夕，学校因经费关系而裁减工作人员。他首先将其妻弟媳裁减。有人劝他：“可裁者多，何必此人”。杨回答：“进人，先疏而后亲；退人，先亲而后疏，才是公道”。196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需要蚕桑系毕业生1名。当时有1名毕业生成绩优异，蚕桑系一领导欲留在本系任用，他坚持不可，说：“全国一盘棋，应看全局，不能顾私。”极力支持将该生分配出去。

上世纪60年代，他的女儿、女婿在吉林工作，儿子、儿媳在甘肃工作。他当时已是古稀之人，身边无人照应。他的子女多次要求调回广州，他坚持不许，并一再诫勉其子女安心在原地工作。长者道义，实堪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