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小龙（1960-2008）广东阳春人，植物营养遗传学科创始人。1982年毕业于华南农学院土化系，1985年获美国加州大学硕士学位后，回本校执教。1993年获我校与宾州大学联合培养的作物遗传育种学博士学位，同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05年受聘广东省高等学校特聘教授，2006年受聘教育部重大人才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以提高养分高效吸收利用为目标的植物根系形态、构型、生理生化特性以及分子生物学基础等方面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973项目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美国McKnight基金会国际合作项目等重要科研课题，在《科学通报》、Plant Physiology等国内外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其中被SCI收录30多篇。

大豆“袁隆平”，倒在科研破关时

年仅48岁的教育部重大人才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严小龙教授，带着孱弱的病体和无尽的遗憾，带着壮志未酬宏愿未展的不甘，在2008年那个漫长而伤感的暑假里，悄悄地离我们而去了，他倒在8月9日的中午，倒在全世界为之关注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结束之后。在病床上他还一再叮嘱弟弟，开幕式开始时要提醒他，可就在举国欢腾之际的那个夜晚，这位有着强烈民族情感的科学家，病情急剧恶化，再也没有睁开眼睛。他走得是那样的匆忙，那样的猝然，以至于他没有给他的亲人、好友，留下一点遗言嘱咐。 严老师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是：“照顾我们实验室、帮助我们发展；我们的大豆推广不会停，我们的学科还要继续发展”。

我们都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他是一位能让“中国人吃饱饭的”杂交水稻专家。可以说，严小龙教授的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和袁隆平一样的革命意义，因此《南方日报》记者称之为“大豆袁隆平”。严小龙一生致力的就是怎么把中国大豆的种植水平提高,让一个泱泱大国不用70%的大豆靠进口，不用看美国四大粮商的脸色来进口大豆，不用任着别人把大豆价格任意翻番也徒叹奈何。

为什么说严小龙的研究具有和袁隆平一样的革命意义呢？用植物营养学专家、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毛达如教授的话来说：“严小龙的研究是植物营养学和作物遗传学两个学科的交叉，这也是现代农业科学发展的一个方向。从植物营养学来讲，开创了一个植物营养遗传的新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国外正在发展，国内还是刚起步。”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留学期间，严小龙就在思考，中国南方的土壤因高温多雨，多为瘦瘠的酸性红壤，对植物生长提供的是营养不良的土壤环境。但是，不是有些遗传因子可以导致植物在南方瘦瘠的红壤中也能高产吗？在传统的植物营养学中，为了让植物“吃”得好而获取高产，主要是通过施肥改善土壤营养条件，来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这当然需要大量的投入和资源消耗。但如能通过遗传改良的途径，用生物技术的手段把耐瘦瘠的基因导入南方作物品种，以植物遗传资源代替或补充传统改土、施肥所需的能源和化学资源，对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说不定又会导致另外一场“绿色革命”呢！

严小龙就这样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大豆这个研究方向。他的选择带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多年来，中国大豆产业低迷，导致大豆缺口日趋严重。由于适应南方低磷红壤的高产优质大豆品种较少、配套栽培技术不规范等原因，南方大豆产量较低。为此，严小龙领衔的大豆课题组用了近10年的时间进行精心选育，培育出了7个适应南方气候、耐低磷、高产优质的大豆品种，并在综合考虑品种、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为不同品种在不同区域的推广量身定做了一系列栽培模式、配套生物菌肥、微肥等高产、节本、增收技术，目前已经在全国11个省区和国外9个国家的40余个基地进行了推广示范。

为了让“大豆品种和配套技术”集成体系得到更快的推广，严小龙和课题组成员奔走在广东湛江、梅州、江门、河源，江西丰城、广西北海等地。按照他的宏愿，他要改变南方大豆产量低迷的现状，他要通过遗传改良的路子，来缓解植物对价格暴涨的磷肥的依赖，他还要不断培养更多更优秀的研究生，他还要率领学科冲刺国家级重点，他还要让中国的植物营养学科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可惜，过于劳累的他，对饮食营养保健过于疏忽的他，体力和精力严重透支的他，已经开始出现了健康危机。当他的科学研究“破关”在即之时，当他培育的大豆可以把中国大豆的产量由每亩200斤提升到每亩400斤左右时，当他的大豆正在大面积推广之时，严小龙却永远倒在了科技攻关的征途上。

爱国爱校的早期“海归派”

严小龙教授是一位早期公派留学的“海归派”。1985年底，他从美国加州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按时回到派遣他出国留学的华南农业大学。在当时，他的归来，几乎成为全校一条“爆炸性”新闻。我们还记得，有一本在中国青年人中很畅销的书叫《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的作者宋强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青年大学生对美国的无限向往和崇拜，“从民主政治观到大学学制，从商品经济到恋爱观，呼啦啦一下子，只有美国、美国，还是美国，能给有着自由特征的学生们，以惊喜的关照。”严小龙就是七七级大学生中首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那时的年青学子，多少人梦寐以求出国到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去留学深造，然后拿到文凭，拿到绿卡，因此，在人们看来，出国留学一去不返，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行为，而按期归国者反倒使人感到费解，甚至不可思议。尽管人们议论这件事时心态各异，有人不理解，有人疑惑，有人惋惜……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人们钦佩这位年轻人的选择，赞赏他诚实守信的君子风度，赞扬他对祖国、对母校的眷恋。 “严小龙”这个名字，在华南农业大学的教师群体中，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

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年青学子放弃在美国继续深造的机会？1985年，即将硕士毕业的严小龙，准备申请留在美国继续深造，这时他收到了连兆煌、卢仁俊两位老教师以教研室名义写给他的信。两位老教师告诉他，土壤农业化学系刚刚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了一个植物营养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招来了，可学位课程却开不出来，他们以征询意见的口气，问他能否回国把学位课程开出来。继续留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是每一个远渡重洋求学者最大的心愿，可是严小龙深知，最真切关爱他的老师如果不是出于对学科发展的忧虑，是不会出这样的难题让他去选择的。严小龙没有作过多的犹豫，就把他准备回国的原因和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导师、美国加州大学的爱泼斯坦教授。这位有“现代植物营养学鼻祖”之称的国际权威，对这位聪颖、勤奋、好学、踏实的中国留学生甚是喜爱，打算不遗余力地把这位中国留学生培养至博士毕业。当他知道严小龙放弃继续攻读学位准备回国服务的原因时，教授很支持他，也很感动。其实，美国许多正直的科学家真正欣赏的是那种热爱自己的祖国，学成后不嫌母亲贫穷并愿意回国的留学生。在当时，我国对出国留学生的管理还在摸索阶段，没有对公派留学生实行签约、担保等办法，后来实行这些办法，也是鉴于公派留学生回国率不高不得已而为之。一个25岁的年轻人能在这么高的程度上认同集体价值观，为了国内学科的发展可以中断自己的学业，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南严北张”的友谊佳话

严小龙深知，开垦科学的处女地，不能靠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孤军奋战。但有几年的时间，严小龙均感到了这种孤军奋战的现状非常不利于加快学科的发展，不利于缩小与国外研究的差距，为此，他深感焦虑。1990年，一位从德国留学归来、名叫张福锁的博士，经严小龙介绍，义无反顾地也走进了这块科学园地。

这是一段两位年青学者的友谊佳话。那是在1990年初，在德国霍恩海尔大学获植物营养学博士学位的张福锁留学归来。正值而立之年的张博士只是想回来看一看，是否留在国内尚未拿定主意。张博士于2月份回到自己的母校北京农业大学，打算先干干再说。5月份，张博士在北京初次结识了一位来自广东的年轻人，他就是华南农业大学的严小龙。严完全不像张博士印象中“大众化”的广东人，与严小龙几番交往，张对严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谦以待人，虚以待物，言不及利，淡泊明志,为人低调的谦谦君子。第一次见面时，严是中美联合培养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张比严年长一岁，头上正顶着令人眼羡的“洋博士”学衔。经与严交谈，他就感到他们之间有太多太多的共同之处。两个人的经历是如此的相似，学识水平是那样的接近，人生观、价值观是如此的吻合，对促进国内学科的发展都抱有强烈的愿望。那时的张博士家眷尚在陕西，他索性把严小龙请到家里去住，两位年轻人彻夜未眠，兴奋不已。这一天晚上相见的情景被记述在后来俩人合著的《植物营养遗传学》一书的“前言”里：“不知道什么力量驱使我们彻夜长谈和交流，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说不完的话题，争不完的问题：植物营养学、遗传学、农业科学；德国的啤酒，美国的肯德基炸鸡；社会、政治、人生……信息在传递、观念在渗透、思路在形成。在这静静的夜里，我们‘侃’了植物营养植物遗传的交叉点，‘侃’了植物营养特异性指标、植物营养遗传资源等。没想到这样一‘侃’，我们在国外几年含辛茹苦掌握的一点知识会在中国土地上迸发出思想的火花！”这些“火花”，照亮了他们的研究方向，成为他们今后合作的共同思想基础。

与张博士的一夜长谈，困扰严小龙多年的那种“孤军奋战”的感觉突然消逝，眼前这位张博士，将会是那块新科学园地的共同耕耘者，将会是他人生道路上志同道合的亲密挚友。如果说，1990年刚从德国回来的张博士对国内植物营养遗传学科研究的进展尚不完全了解的话，而1985年回国并正在主持几项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的严小龙则是以一种立足于国内的务实精神，并充满信心地向张介绍了植物营养遗传学的前景，以及其研究成果可能会对中国农业发展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意义。这无疑给尚在犹豫的张博士一个有力的点拨，一个值得留在国内大干一场的启示。从严小龙那种谈及事业的语气和表情中，从他那充满信心的热情介绍中，张博士不仅看到在国内确实大有可为，他的事业在国内确有发展的广阔空间，而且还看到了耐得住清贫，不惧怕艰苦，一心只想使祖国富强的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国内大有人在。后来张福锁教授逢人便说，是严小龙促使他下决心留在国内的。

从此，曾经对学科发展充满焦虑之情的严小龙，放眼去看自己开辟的那块新园地，不再是满目荒芜，耕耘者寥寥无几，而是不断有新的、更多的、实力更强的新来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和他并肩战斗，携手合作。因此，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植物营养学界，南方的严小龙，北方的张福锁，率领各自的科研团队在这片新的科学园地里奋力耕耘，各自取得了丰硕成果。张福锁教授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第三届全国青年科技奖、教育部“长江计划”特聘教授等称号和奖励。中国植物营养学界，就有了“南严北张”的说法。

极具团结合作精神的学科带头人

严小龙教授常说，当今科技发展已不可能让某一个人独打江山，大多数科研课题都需要有不同学科的科技人员共同合作，因此培养合作的意识和习惯对研究取得成功尤为重要。严小龙是植物营养学学科带头人，作为研究室、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以其正直、公道、谦逊、宽容、诚恳的人格力量，团结好老中青三代人，充分调动教师们的积极性，共同研究改进教学工作。特别是在科学研究中，严小龙教授表现出极为良好的合作精神。他主持的数项研究课题是跨教研室、跨学科、跨院系甚至是跨校、跨国的合作研究，无论是在经费的使用上，还是在论文成果的署名上，他都处理得很公正。讲大局、讲团队精神，是严小龙一贯的做人原则。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小团体与大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他总是以集体利益、大局利益为重。在申请一项973项目时，为了争取项目申请成功，他在与其他单位的合作中，不争头，甘当配角。他这种高尚的道德风范，既赢得了老一辈教师的普遍认同，也得到青年教师的高度赞赏。在严小龙教授的提议和积极筹建下，由他担纲的“根系生物学研究中心”，已聚集了一批涉及多学科领域，包括植物营养学、分子生物学、作物遗传育种、农业工程、植物生理、环境保护等学科的学者，一起开展跨学科的横向研究。团队精神、协作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

严小龙这种在科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良好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可以说与他身上那种特有的天赋秉性和品德修养密不可分。虽然他留过洋，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年纪轻轻成就卓著，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可你在他身上丝毫找不到一点那种张狂、自大、傲慢、浮躁的影子，相反，他总是那么谦逊、随和，在无关大碍的小事上从不与人计较，更不会议论同事，贬损别人，很有一点那种不彰人丑，不扬己美，誉不足喜，毁不足悲的儒雅风度。他的胸怀，他的相容性，他的淡泊名利，在同行中有口皆碑。

品德高尚的优秀教师

严小龙教授作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执教二十多年，一丝不苟，严谨治学，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主讲了多门博士、硕士研究生课程，培养指导的研究生有不少已成长为重要的学术骨干，他师德高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广大师生员工尊敬和爱戴的楷模。

严小龙教授在学生中拥有极高威望，不仅是他的学识和学术成就，更重要的是他的人品，他的人格力量，他那种低调的为人处事方式，他那种淡泊名利的超然态度。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一位曾受到西方文化熏陶，并亲身感受了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落差的中国青年人，一位在物欲横流、讲求实惠的社会转型期形成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现代青年人，一位生于斯、长于斯，受商品经济大潮汹涌冲击最强烈的广东青年人，怎样能用一种超然的态度、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名利追求？这或许可以从严小龙自幼受到的家庭教育，从其国内外导师对他的影响中找到一点答案。

严小龙的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师，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从颇有才华的父亲那里懂得了知识的重要，懂得了腹有诗书自然会赢得尊重的道理；从乐善好施的母亲那里懂得了施人勿念，受施勿忘是做人的美德。严小龙兄妹曾跟随他们因“出身不好”被下放到农村的母亲,在乡下渡过了一段少年时期。那时，一家五口仅靠父亲那点微薄的薪水过活，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尽管如此，严小龙的母亲还经常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米、一点盐之类去接济比他们还要困难的农民，还不时用家里一台旧缝纫机无偿地帮助农民们缝缝补补。农民们也用他们最质朴的语言，表达他们对母亲的感激之情。从母亲这种助人为乐的美德中，严小龙懂得了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人世间还有比钱财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精神上的富有，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和彼此信任。严小龙曾说，不要以为美国人都是一个价值观，以自我为中心，是利己排他的个人主义者，我看到的一些美国学者也有一些是很无私、很有奉献精神。我的导师爱泼斯坦教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住进一套房子以后再也没有挪过窝，他把省下来的钱捐献给社区修建图书室和其他公益事业；许多相当于中国一级教授的美国教授也是骑自行车上班，而且工作相当投入，也不为什么利，不图什么报酬。我的导师卢永根院士、连兆煌教授生活过得很简朴，都是很不看重物质享受的；我身边的许多老教师，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或许没攒下什么钱财，但我认为他们并不贫穷，他们其实非常富有。

从严小龙这番话，我们会确切地体会到一个人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假若一个人把金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那么严小龙，就不会选择回国教书做学问这条路了。严小龙曾说他自己“很传统，很老套”，其实大家都不以为然。在严小龙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美德中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一种“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一种“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宽厚精神在一代中国年青知识分子身上的延续。我们也看到一种美国式的敢于开拓、勇于冒险的精神在新一代留学回国学子身上的体现。这，就是严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