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佩坤，1930年生于上海。1953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植保系生物病理学专业，同年分配到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在吉林农科院和吉林省通化地区农科所工作了26年。期间，他先后获“吉林省先进科技工作者”“农业先进工作者”称号，当选吉林省第九届人大代表；其研究成果“水稻旱育苗立枯病防治”获1978年吉林省科技大会重大科研成果奖。
1980年起任教于华南农业大学，讲授“植物病原真菌学基础”“植病检疫”“果蔬贮运病害”“真菌生物学”“真菌分类学”“半知菌分类”等课程，培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30名，曾获评“优秀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教书育人优秀教师”和“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发表学术论文110多篇，编著《吉林省栽培植物真菌病害志》《广东省栽培药用植物真菌病害志》《广东省果树真菌病害志》《中国真菌志-拟茎点霉属》《果蔬贮运病害》等专著多本，曾任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植物病原真菌专业委员会主任、《植物病理学报》编委会编委和《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编委会编委。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8月退休，2022年戚佩坤教授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少年砺志，北国深耕
戚佩坤的学术生涯，是一条用双脚丈量中国南北大地的长路。
1953年，戚佩坤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毕业，被分配至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一干就是26年。在当时环境条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爬山涉水，深入广大农村，对农作物病害进行普查鉴定，先后用了10年的时间广泛收集第一手材料，于1966年编撰出版《吉林省栽培植物真菌病害志》，这是当时国内大陆地区唯一一部系统性的省级植物真菌病害志。
20世纪70年代，东北试验日本水稻旱育苗技术，但一种名为“立枯病”的病害导致死苗率高达90%-100%，技术推广严重受阻。农民叹息：“旱稻好是好，只是立枯病防不了”。戚佩坤聚焦这一难题，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以大量科学论据证明了旱育苗立枯病是真菌病害，并提出了有效防治方案，解决了当时农业生产的一大难题。
研究成果于1978年荣获吉林省科学大会重大科研成果奖，他也因此被评为“吉林省先进科技工作者”“农业先进工作者”，并当选吉林省第九届人大代表。
这段始于黑土地的漫长跋涉，奠定了他深厚的学术根基，也见证了他从青年教师成长为学科基石的历程。
立业岭南，著书丰学
1980年，戚佩坤调入华南农业大学，继续深耕植物病理学领域。
从冰天雪地的东北到湿热多雨的岭南，气候与作物的巨大差异并没有阻挡他科研的脚步。他再次从最基础的调查做起，查明了一大批广东省植物疑难病害的病因，为荔枝烂果、黄瓜豆角死株、巴戟与田七烂根、砂仁叶斑等棘手问题找到了科学依据，使病害防治“有了可靠的依据”。
在扎实调查的基础上，他将实践成果转化为惠及更广的教材与专著。他与西北农业大学魏宁生教授合编的《果蔬贮运病害》，成为国内该领域第一本农业院校讲义，被国家教委、农业部列为高等农业教育“八五”规划教材。他编著的《广东省栽培药用植物真菌病害志》，是我国第一部省级药用植物病害志，共论述500多种病害，其中200多种病害在国内尚属首次记载，对广东药材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此后，他又主编了《广东省果树真菌病害志》等多部奠基性著作。
凭借突出贡献，他多次获评学校“教书育人优秀教师”。而扎根大地、破解病害难题的实绩，也让“植病神医”的名声不胫而走。
1987年，广东省东方红农场、火炬农场、金星农场，大面积出现剑麻茎腐病，连续两年每年枯死12万多株，损失达250万元，农场对此束手无策。戚佩坤随后应邀前往，经过实地考察分析，准确诊断出病害根源在于土壤缺钙，导致植株抵抗力减弱，病菌从剑麻割口侵入，造成茎腐烂而致死。
他提出增施石灰以提高剑麻抗病力，尽量采用调整割叶期，并用灭病威多菌灵加高脂膜喷施病区的防治方案。该方案在广东省农垦总局的全力支持下实施，当年就取得显著效果，死株数减少到不足2万株，经过连续3年的试验，基本根除了病害，综合效益超500万元。
更令人动容的是，此后三年，他每年都自费从广州前往农场指导，有时顶着烈日，有时冒着大雨，一到农场就马上下地考察，从不索取报酬。当地群众由衷称道：“这样的专家，少有！”
学生眼中的“宝藏”导师
“学业上的严师，人生中的慈父”——这是许多学生对戚佩坤教授的共同评价。他身体力行，用深厚的学养和无尽的热忱，为后来者铺路架桥。
听戚教授讲课，是一种享受。课堂上他声如洪钟、激情四射，两节课一气呵成，学生直呼“过瘾”。他被称为“活拉丁字典”，讲真菌分类学，无论遇到多长、多难记的拉丁学名，他都能脱口而出。“每次听课我总在想，老师的脑袋里，到底装了多少知识？感觉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信手拈来，专业而准确。”他的研究生、西昌学院教授郑晓慧至今还完整保留着戚老师上课的笔记。
戚老师曾申请到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省栽培药用植物病害的调查与鉴定”。章桂明当年作为弟子之一，跟着这个项目去梅州调查当地栽培药用植物上的真菌病害。
他回忆：“戚老师亲自带我去，手把手教我怎么看田间的病害症状、怎么采样、怎么压标本、怎么鉴定。那时候基层调研条件艰苦，人生地不熟，每次都得先在学校开介绍信，联系当地药材公司，再坐上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路况车况都不好，一路颠得难受。但戚老师就是坚持亲自带着每一个研究生下去，一个一个手把手地教。”
这份严谨，从讲台延续到对学生基本功的锤炼。他要求学生手绘的真菌显微图必须客观真实：孢子的比例、隔膜的数量、纹饰的走向，一笔一画都要精准无误。他修改论文时，逐字推敲，直到逻辑严密、表述清晰。
然而，这位在学术上令人生畏的“严师”，在生活中却是一位深情的“慈父”。每年春节，他都会邀请异地求学的学生到家里吃团圆饭，让游子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即便学生毕业离校、前途未卜，他的关爱也从未缺席。
“他看到学生成才，比什么都开心。即便在早年物质还很匮乏的年代，他也会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钱来帮助困难的学生——不是为了让学生仅仅‘过得去’，而是希望他们能安心读书，将来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戚佩坤之子戚和刚回忆道。
最让学生们感念的，是戚老师在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常常默默为他们的前途操心，尽己所能帮忙找工作。“他曾暗地里帮林石明和我找工作，当时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章桂明回忆说。他还悄悄将已毕业的郑晓慧的硕士论文整理、补充并发表。郑晓慧后来写道：“这份‘从天而降’的礼物，等于给我的人生插上了起飞的翅膀。”
而这位“严师慈父”的魅力，远不止于教学。在学生眼中，他更是一位灵魂丰盈、热爱生活的“艺术家”。植保系的文艺晚会上，他跳的新疆舞“轻灵、优美、传神”，令台下学生久久难忘。他热爱电影，为了弥补读书经费不足，从小就开始写影评，并在专业杂志上发表。
如今，戚教授培养的学生，许多已成为各行业的中坚力量：有的成长为知名专家教授，有的走上重要管理岗位，有的荣获全国先进表彰，有的创业取得骄人成绩。而他们也传承了戚教授爱生如子、甘为人梯的育人情怀，让这份高尚师魂生生不息。